1951年10月，北京入秋，落叶铺满中南海外的石板路，七十二岁的周素园拄着龙头手杖步入怀仁堂，他原本只打算在政协会议上安静坐两天，却带来一封写好的辞呈。
辞呈只有寥寥几行：近年体弱多病，难胜贵州省政府副主席之任，请中央另择新人。笔迹仍旧遒劲，透出当年辛亥元老的硬朗。
毛泽东收到信时正在翻看土地法实施细则，他抬头笑道：“老周又要‘推卸’担子了。”语气半是关怀半带调侃，秘书也跟着弯了腰。
会场外不少干部嘀咕：这位白发老人长征路都走过，如今只是批文件、接待乡贤，怎会突然想退？要解开疑惑，得把时钟拨回十五年前的毕节。
展开剩余72%1936年2月，红六军团开进城西，战士在一处书房发现整整两橱《资本论》《国家与革命》，主人正是周素园。彼时他五十七岁，双鬓花白，却执意随军北上。
乌蒙山积雪深至小腿，老人坐在滑杆里，还不停叮嘱担架班“别掉队形”。王震回忆，那一路，大家推他走，他反倒鼓劲：“我这把老骨头还扛得住！”
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拿生命下注。1911年贵阳起义，他劝警察局长配枪给革命党；再往前，东京同盟会的誓词仍留在他泛黄的笔记本里，墨色早已渗进纸纹。
颠沛、通缉、监视都没磨掉锐气，他像炉火里淬了半个世纪的旧剑，表面暗淡，寒光依旧。1949年贵阳解放，当地百姓公推他协助军管，中央顺势任命副主席。
中央更看重的是旗帜作用：在贵州山地之间，只要周素园坐在那里，基层干部、山民、旧友都会信服。然而周素园自觉力不从心，夜里常翻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》，圈出“先锋队”“群众路线”，低声嘀咕：“跟不上了。”
赴京前，他因慢性支气管炎连烧数日，却坚持登机，“不亲口请辞，心里不踏实。”机上陪同医生摇头：老革命的脾气，真是说改就难。
怀仁堂的谈话没有官方记录，外界只流传一句话。“你就坐在那里带头就好。”毛泽东轻挥手，像给老人披上一件无形棉袄。辞呈留在了衣兜，未再递出。
散会后，毛泽东托人送来一盒燕窝；周素园把礼盒压箱底，返贵阳后分成小包送给同事，“主席让我养身子，我就不客气。”同事听完忍不住大笑。
1953年，贵州省文史馆成立，他以馆长身份搜集民族史料数十万字，自掏腰包请学者进山调查，“贵州可不是边角料”，口吻依旧像当年办《黔报》时那样犀利。
1954年省人代会闭幕，他拖病体坚持审阅每份草案，把批注交还秘书，“文件不能敷衍。”批注密密麻麻，连标点改动都写得明白。
1958年2月寒潮尚未退去，周素园因肺炎医治无效逝世。贵阳街头自发悬挂“万里同长征”木牌，人流缓缓鞠躬。人们这才深切体会到：中央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副主席，而是一盏足以照亮山城的灯。灯熄了，光却留在层峦叠嶂之间，成为后来者行路的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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